●1962年12月，孔海珠在上海的书店里买到孔另境编辑的这本《现代作家书简》之前，她甚至还不知道她父亲曾做过这么一件事。
●文革开始抄家，父亲写了《愤怒的控诉》，对造反派说，“你们抄‘四旧’可以，但你们把毛泽东的信、金质毛泽东头像的徽章、鲁迅给我的信、鲁迅葬仪的照片等，当成‘四旧’抄是不对的。”
●端木蕻良对肖红的态度，一直受到世人关注，而这态度在当时他给戴望舒的信中有真实的披露。这段真实的历史谁人不想知晓？
今年9月7日的《新民晚报》的“夜光杯”，发表了一篇情真意切的文章———《施家伯伯》。那施家伯伯就是今年已95岁高龄的施蛰存先生。十七年前的1983年，施家伯伯为这篇文章的作者孔海珠编的一本书还写过一篇序文，那本至今尚未出版的书就是《现代作家书简二编》。
施蛰存在序言中写道：
“三十年代中期，大约是由于时行小品文的影响，日记、书简文学成为出版商乐于接受的书稿。朋友孔另境正闲着没事干，就想到编一本作家书简，也是‘为稻粱谋’的妙法。他去找几个朋友一谈，大家都乐于帮助他，因为这种帮助很容易，只要把自己手头所有的作家书简借给他抄录就是。
“另境的书很快就编成，命名曰《现代作家书简》，并且得到了鲁迅先生写的序文。这样一来，谋求出版就不费事了。可是没有想到抗日战争爆发，另境这本书出版的时候，读书界的心情已经变了，于是这本书就好像没有引起什么注意，一直被冷搁着。解放以后，更没有人知道它。”
施蛰存老先生的话一点不假，这本书在解放后很少为人注意。因为时间久远，当记者猛地问到孔海珠的时候，她也一下记不准她第一次见到这本书是哪一年了———几天后，她查了粘在书后的发票，才确认那是1962年12月。孔海珠在上海的书店里买到孔另境编辑的这本《现代作家书简》之前，她甚至还不知道她父亲曾做过这么一件事。这本书信集是1936年由生活书店出版的，距离编辑者的女儿买到它已有二十六年了。这本书由鲁迅作序，序中说书简“远之在钩稽文坛的故实，近之在探索作者的生平”，是为了能窥视作家全貌。事实上，《现代作家书简》的出版，为研究中国三十年代文学和作家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史料，也已成为中外研究者注意引用的可靠文献，正如施蛰存先生所说：
“闭关三十年以后，文化的门窗终于打开，于是我们陆续看到了另境这本书的台湾、香港翻印本，又看到台湾及外国人研究中国新文学史的著作中对此书的引用和评价，可以说，欧美各个中国文化研究中心都以此书为重要参考资料。由此种种信息，我们才知道另境这本书，尽管在这里已经睡了三十多年，可是在外面都极受重视。它非但没有被岁月所消灭，却反而随着岁月的增长而更有作用。”
孔另境（1904———1972）字若君，是本世纪中国著名的文史学者。他从三十年代中期开始收集现代作家书简，因为鲁迅序言的鼓励，他一直认真地做着这件事。
自从1962年12月孔海珠买到《现代作家书简》后，她就经常从父亲那里听到关于书简的故事。“父亲把收藏给我看。1965年他退休后开始整理，有五大本。他常说这是他的宝贝。”孔海珠说，“文革开始抄家，这些‘宝贝’被抄走，他一夜未眠。第二天，父亲写了《愤怒的控诉》，柱着拐杖（他当时还有病），亲自到上海出版文献资料编辑所，对造反派说，‘我也有大字报’。他说，‘你们抄“四旧”可以，但你们把毛泽东的信、金质毛泽东头像的徽章、鲁迅给我的信、鲁迅葬仪的照片等，当成“四旧”抄是不对的。’他的控诉当然引来的更加严厉的批斗和再一次抄家———这一次把生活用品被子衣服都抄走了。这样做是非常冒险的。可能，他的行为和抗议内容引人注意，使有心人在处理抄家物资时注意到这一点，没有把那些书信当废品处理掉。但是许多字画和书籍都不见了。”
孔海珠还告诉记者，父亲去世前几个月，这五大本书简和她父亲的一部写太平天国的手稿神奇般地发还给了他。“宝贝”失而复得，孔另境很高兴，书简虽有散佚，大部分还在。毛泽东和鲁迅的信都上交给有关部门，他心里也安，只是没有收据他一直嘀咕。1978年，孔海珠向上海鲁迅纪念馆查询证实，上述东西的确已由他们收藏。对大都被抄家的文人来说，就没有孔另境先生那般控诉后发还物品的幸运事了。
“三中全会”后，重印、影印新文学的作品又多了起来。新成立的花城出版社在钱君?先生的推荐下重排了这本《现代作家书简》，钱先生为这本书重新设计了封面。（在此之前，在香港发现了此书的盗版）上海书店出版社新成立后，影印一套鲁迅作序的书，这书也在其中，所以又影印了一版。孔另境的夫人、孔海珠的母亲金韵琴在1980年花城出版的重排本前写下“新版的话”，她说：孔另境有续编的愿望，现在由长女海珠来完成。“其实，母亲已经协助我在做书简的抄录工作，而我的继续征集在上海得到赵景深先生的大力支持，他将一本贴有百封信本子交我使用，同时他本人也为这些书简写了注释，在《中国现代文学资料丛刊》上发表（后只发表了很少，丛刊停刊）。”———孔海珠说：“这批信件很有价值。陈子展先生也提供了有价值信件。吴文祺、秦瘦鸥、范泉、叶以群的儿子叶新耀，北京有叶至善、杨钅兼，山东的田仲济先生等也提供了信件。几年前，茅盾的儿子韦韬将一批书信捐给了上海图书馆，共有224位作家925封信，嘱咐由我编书。值得一提的是施蛰存先生，他不但将自已以前抄录的材料全部给我，还写了不少介绍信，我在工作之便到北京的时候一一拜访，征集1949年之前的书简。记得我访问了夏衍、张天翼、沈从文、楼适夷、孔罗荪、李健吾，叶圣陶，等等。他们大都因种种可以想像的原因，很少保存解放前的信件。征集工作是很困难的，然而经过努力收藏已增加了不少。”
为了这增添的收藏，孔海珠付出了比当年她父亲一点不少的辛苦和时间。由孔海珠女士经年累月而搜集的这批信，究竟有多大价值呢？只简单地举几个例子就可以说明。
1、鲁迅去世时，台静农、李何林、李霁野都不能来沪参加葬仪，他们给孔另境的信中都有感情的表达。孔另境分别寄给他们葬仪时的照片，让他们如在现场，以释情怀。他们四十年代写于台湾的信，反映了当时他们的生活情况；1947年二·二八事件对他们的影响，在他们的信中都有一定的记录。这些信件非常难得，是研究这几位学者、作家的珍贵文献。
2、著名画家司徒乔给孔另境的信中，要孔帮助联络鲁迅，“选择光线好的时候”替鲁迅画像。
3、著名作家王鲁彦致茅盾的信，该信写于作家抗战时期贫病交加之中，信中吐露对文稿的真情，令人感动，是王鲁彦临终前不久的肺腑之言，非常珍贵。
4、端木蕻良对肖红的态度，一直受到世人关注，而这态度在当时他给戴望舒的信中有真实的披露。这段真实的历史谁人不想知晓？
5、戈宝权给茅盾的第一封信，1937年寄自莫斯科，可能他本人都不记得了。该信纠正了茅盾所译《文凭》关于作者丹青科的一些误植；《世界的一天》译文中的许多问题。初次通信，如此坦率，实在可贵，也实在少见。信中对中国文学在前苏联的情况，鲁迅逝世的纪念情况等，均有描述。这封信很长，足有五六千字，完全是一篇精彩的文章。
6、彭家煌的信和手迹，在出版他文集时，据说经过努力也找不到，插页只能付厥。书简二编中收录了他的二封信，可以说是留在世上的孤信。
另外，施蛰存关于读《庄子》、《文选》与鲁迅先生发生笔战，郁达夫在给杜衡的信中说：“丰之余和蛰存的这一次笔战，真是意外的唇舌，大约也是Journalism（指新闻纸，海注。）上的一种作用，否则《自由谈》将不能每日热闹矣。”。而沈从文在给施的信中说：“关于与鲁迅先生争辩事，弟以为兄可以不必再作文道及，因一再答辨，固无济于事实得失也。兄意《文选》《庄子》宜读，人云二书特不宜读，是既持论相左，则任之相左可，何必使主张在无味争辨中获胜。”。对这件重要的历史遗案，几位同时代人当时都表达了他们的意见，这是真实的记录，重要的文献，是读者和研究者见了后眼睛会放光的材料。
可以说，这是一批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化史的重要文献，它们能留存至今，堪称无价之宝。
现在孔海珠收藏并计划出版的书简大致有八卷，150万字左右，其中1949年之前的书简占近半。孔海珠希望这些书能作为整体一次出版，因为这样可以对现代文学研究有所推动，施蛰存先生说：“极希望孔氏父女这套书，不仅是文艺读物，也将能发挥文学史料的作用。”现代文学的一些基本史料。这些书简全部以手迹编定，大都是第一次面世，按第一编的体例，每一位作家附一页手迹。因为牵涉到版权问题，联系作者的工作量很大，孔海珠也希望这些书简能一次出版。
事实上，这批文献已经开始发挥作用。经孔海珠之手曾向不少前辈和其家族提供了保存不易的解放前的信件：有柳亚子、李霁野、朱自清、茅盾、吕荧、柯灵、施蛰存、叶圣陶、邹韬奋等。孔海珠认为，其中做得最好的是出版《朱自清全集》的江苏教育出版社的原总编吴公正先生和朱自清先生的家属。她说她提供的有关资料并不多，但人家总不忘寄样书和资料费，并在后记中加以感谢。但也有人在书出版后早已忘记别人的帮助，更不要说在书后写上感谢的话。还有的人则在孔海珠不知情的情况下，把书信编入书中，“连个招呼也不打”。
不久前，成都龚明德同志把自己发表的文章寄给现在在上海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的孔海珠，说李霁野先生的代表译作《简爱》最初出版时，并非如媒体和他本人所说得到了鲁迅先生的推荐，而是孔另境的帮助。他希望孔海珠再提供证据。“我抄了三封信给他。《李霁野全集》据说是出版了。我也希望这些书简能早些出版，那样大家就不必一个一个地问我要了。”早日出版这些珍贵的书信，有更多的人利用它们、研究它们，是孔海珠的希望，也是许多人的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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